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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http://www.firstlight.cn2019/11/8

[作者] 刘大椿

[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摘要] 明末清初发生的、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可以称为西学东渐第一波。它给17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却因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交互作用,逐渐由“西学东渐”蜕变为“西学东源”,终致中国近代科技转型的可能性在清代中叶之后完全丧失。然而,这一波西学东渐让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让原本两个平行发展的科技传统开始交会,堪称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的前驱。

[关键词] 明末清初 西学东渐 科技转型 耶稣会士 西学东源

明末清初发生并且延续到清朝中叶的“西学东渐”,是指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它本身是一个科技传播事件,但它的影响却大大突破了当时当世特定的时空限制:不仅有士人和一般市民形形色色的回应,有统治阶级上上下下的反映,而且对中国科技乃至社会转型至关重要,在大历史的画幅上留下了浓彩淡抹的笔触。这也是一个时而令人兴奋鼓舞、时而引人扼腕长叹的故事。它给17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却因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交互作用,在18世纪逐渐走向终结。它为晚清和民国留下了科技近现代转型极为艰巨的使命。

一、使用“西学东渐”术语的缘由

中国近现代的科技转型与学习、效仿、移植西方科学技术是分不开的,因而常用到“西学东渐”这个专门术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西学东渐”来指称发生在明末清初的这个特殊历史事件呢?

“西学东渐”是本文借用的一个术语,相应的英文短语为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原指近代西方学术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过程。“东渐”的提法,最初为日本学者所创,清末民国初期引入国内。“西学东渐”的流行应归功于容闳那本著名的回忆录。容闳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于1909年出版的,题为“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恽铁樵和徐风石把该书译成中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取的书名即为《西学东渐》。之后,“西学东渐”这个词就广为人知了。①

容闳回忆录里所写的主要是19世纪的事情,记载了容闳这样的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为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却屡遭挫折而不绝奋斗的经历。这无疑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而且用这个译名从无异议。但“西学东渐”所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和广泛得多,通常用来指称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国两个时期,欧美等地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传入。

容闳之事若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相较于明末清初发生的科技传播和移植之事,应当算在西学东渐第二波之中。那么,对于二三百年前的历史,用二三百年后为表述容闳生平而发明的术语来说事,是否有时空错乱之感?

这就得从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基本考量说起。世界近代科技史一般是从西方16世纪、17世纪科学革命算起的,恰好在那时,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科技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深刻影响到其后中国科技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虽然非常复杂,涉及许多方面,但其本身的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可以通俗地称为“西学东渐”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历史时期,或者说经历了两波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第一波特指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而对于西学东渐第二波,即从晚清到民国发生的西学东移和科技转型,笔者则认为用另一个颇具特征性的语词来描述更为合适,那就是“师夷长技”。

本文所述只是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一个序幕,只是整个西学东渐的第一波。

二、西学东渐第一波的两个阶段

我们将西学东渐第一波简称为“西学东渐”,这个历史时期包括两个阶段:

其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阶段。

笔者查阅中外科技史并经仔细审度后认为,客观地评论,在明代以前中西方科学技术乃是各有所长、平行发展,很难下断语,在这个领域中国和西欧哪个更强。到明代之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由此,中西方科技开始有了交集,尤其是在17世纪明末清初时期,两者的汇通达到非常可观的水平。例如,徐光启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之间的合作,使得相当一部分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到中国并移植到中国。其中西方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数学、红夷大炮等军事技术、钟表等机械技术以及天文、测地等科学技术,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从知识分子到统治阶级多少都有一种接纳西学的倾向。所以,“西学东渐”实际上是给中国和西方(当然主要是西方科技)开辟了向对方传播的重要途径和平台,而这个平台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并且可能发生极大影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际发生)。站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回看,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与近现代西方科技相比,确有很多不足之处,若能尽早移植,抓住机会实现自我转型,就不至于在18—19世纪这个关键时期大大落后。

其二,清代中叶“西学东渐”蜕变为“西学东源”阶段。

尽管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的科技实力要比西方强,之后才逐步衰落,但笔者并不欣赏12世纪前中国科技比西方强的说法,也不认同13世纪后中国科技完全落后于西方的观点。因为直到16世纪,两者之间并无交集,各属两个独立的科技规范,没有可比性。中西方古代工艺技术分别以瓷器与玻璃见长,怎能由瓷器与玻璃来判断整个中西科技的高下呢?从西欧的科技演变过程来看,只能说13世纪、14世纪之后,其发展呈现直线上升态势。西方结束了中世纪(古希腊罗马科学文化传统中断阶段)后,经过文艺复兴和近现代科学革命,到17世纪出现了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伟大科学家,由此,西方的科学技术才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突破性的大发展。但是,如果单就明代中国的科技体制与传统本身而言,中国科技仍有亮点,并非发生了倒退,只是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已。中西科技可以也不得不进行比较的关键时期是在17世纪、18世纪,即中国的明末清初、再到清代中叶(即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其间,中国开始动乱不已,社会非常动荡,农民起义颠覆皇朝;满族统治者开疆辟土,南下征战,励精图治,入主中原,终于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该政权在康乾时期趋于稳定,基本上回复秦汉以来大一统的皇朝体制。显得吊诡的是,18世纪的清帝国成功地重新回归为一个传统中国的专制皇朝,却在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方面日渐丧失锐气,完全趋向于保守;经济上延续传统的农业自给自足,抑制商业、手工业等的发展;特别是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实行自我封闭,自觉和不自觉地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其中,乾嘉学派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行的考证和发挥,竟然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他们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并且遵循康熙帝圣旨般的论断,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特殊的阐释,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西学东渐”逐渐蜕变为“西学东源”的这一转变,由“渐”而至“源”的一字之差,恰好揭示了这一波西学东渐逐渐衰亡的关键。遗憾的是,乾嘉学派努力考证并恢复传统的科学体制和规范,结果是学术上成就卓著,实际上却没有缩短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使学习和移植西方近代科技、实现近代科技转型的可能性破灭。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确实为中国近代科技转型带来了可能性,曾经颇有生气,却在清代中叶最终夭折。康乾盛世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学上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在西学东渐第一波,中国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近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机遇。

笔者执意用这个时期二三百年后产生的特定词汇来命名关于“西学东渐”第一波的事件,乃是这个词对于这段历史而言,实在太贴切的缘故。联系到这段历史是以“西学东源”说的流行而结束的,则更会觉得从“渐”到“源”,事件之始与之末的一字之差,若非鬼斧神工,何能为之?

三、西学东渐的故事及其结构

回到本文要记叙和分析的时代和事件,西学东渐的故事可以简单勾勒如下:

在明代万历年之前,中西方科技之间交集很少,属于平行发展的态势,孰优孰劣,局部之间自然易做比较,但总体上去衡量,却难以笼统地、简单地下结论。若以历史的眼光对双方从后往前回溯性地考察,则不难发现,此时期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突然加速,而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依据传统的路径尚在正常运行,也偶有重要成就出现,却显现出发展乏力的态势,对科技革命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只能勉强说是在原有规范和模式束缚下相对缓行了。这种状态,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携西学东来,对士人和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造成巨大冲击,才发生了彻底变化的某种可能。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西方科技的东传,始作俑者乃是耶稣会传教士。然而,传播西方科技其实并非他们的初衷。耶稣会东来之目的是向东方传播基督教,此属他们西学东渐的本意,但实际的历史进程是传教以科技移植为手段,科技移植却并不以传教为目的,作为传教的副产品,这一波科技移植反倒成为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因此,西学东渐包含两大主题:主题之一是耶稣会士东来,主题之二是科学技术的东传,只是我们的着眼点放在西方科技的东传上面。所谓西学东渐,虽然不排斥有时亦指传教,而其主旨毫无疑问是指科技的移植。

其实,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并不是天主教东传中国的第一次。择其重要者,在此之前已有唐朝和元朝两次,只是最后都未能延续下去。②第一次东传至少可以追溯到唐贞观九年(635年),参见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天主教分支聂斯托利派(中国称为景教)由波斯(时称大秦)传入长安及在中国流传,至该碑所立之唐建中二年(781年)已经历近一个半世纪。景教备受唐太宗等皇帝礼遇,至唐武宗“会昌灭佛”(841-846年)方在中原地区走向衰微,至两宋则已绝迹。

到元朝时,征服了大半个亚欧大陆的蒙古人带领色目人(以中亚和西亚各族人为主)将景教再次传入中国,是为天主教的第二次东传。根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记叙,元朝时景教在中国广阔地域内均有分布。③另因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和频繁接触,天主教也开始传入中国。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于1294年起在大都(北京)传教,相继建立北京主教区和泉州主教区。此时,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统称为“也里可温”④,颇有影响。不过,明朝的兴起(1368年建元洪武)打破了元代的宗教格局,“也里可温”随着蒙古人势力的退缩而销声匿迹了。

数百年后,时至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又踏上中国土地,这已是唐朝和元朝两次天主教东传历程之后的第三次了。其东来之原因既与耶稣会自身的组织设定有关,又得益于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远东殖民贸易的国际背景。此次耶稣会士东来体现了由陆路传教向海路传教的路径转变,更因耶稣会士采取上层传教策略和外部传教策略,在本土化、中国化上一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很快就因为“礼仪问题”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终致被完全赶出中国。

笔者把中国历史上天主教的第三次东传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即进入中国并争取立足时期(1583-1601年)。1583年是一个节点,经过先驱者以澳门为基地的长期努力,这一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得到新任两广总督的传见,获得在肇庆正式居留和开堂传教的准许,开始合法进入中国,并与时任肇庆知府王泮等建立起良好关系。此后历经28年,到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等终于被万历皇帝允许进入皇城北京,开始了在中国社会的长期立足,使得传教事业合法化并初具规模。

第二阶段,即传教事业发展与争议交错时期(1601-1722年),从利玛窦入住北京到康熙帝去世。无论在明朝晚期还是在清朝前期,天主教都分别获得较大发展,也多次经历教案的挫折困顿,但总体上发展大于挫折,成效颇丰;该时期容教与禁教出现反复,一直伴随着与传教相关的激烈争议,包括教权之争和礼仪之争。

第三阶段,即传教事业衰退和消亡时期(1722-1838年)。康熙朝之后,清朝统治趋于稳定和保守,皇朝对天主教持续实行禁教政策,教案频发,传教士们或受驱逐、或转入地下,少数仅能以客卿身份服务于宫廷而不能传教。一百多年后,至1838年,北京不再有合法居留的外国传教士,中国历史上天主教的此波东传终告彻底结束。⑤

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故事很精彩,但要讲好这个故事却不容易,缘由在于:第一,需花大力气钩沉史料,去伪存真;第二,需有大智慧谋篇布局,设计一个直达主题的结构。

笔者于历史著述乃半路出家,但因故事诱人,勉力为之,认为应将其安排为下述三个部分来展开:

第一部分是西学东渐发生的相关背景。耶稣会传教士正式进入中国是在1583年,这一年成为本故事的时间原点。此时中国的科学技术究竟是何状况?欧洲的科学技术又是何状况?在两者之间尚无交集的情况下,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呈现出怎样的特点?科技移植和中国科技转型既然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就不能不恰当地把它们展现出来,以回答上述问题。

第二部分是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天主教的第三次东传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因此,这一波西学东渐亦可按照这个顺序展开。当然,对此不必苟同,例如,可以把它作为暗线,采取总叙和分叙结合、特写和铺陈交叉的方式推进。首先要讲清楚西方科技东传的缘起和基本历程,详细介绍16世纪末酝酿时期和17世纪发展时期的风云变幻。既有特写,比如以利玛窦和徐光启为案例,描画西学东渐如何发生和突破、科技东移如何取得成效、中西科技之间的交集如何形成、会通如何变得可能;又有概述,介绍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显著成效,其间先后有两个皇帝(崇祯和顺治)相当正面地接纳来华的耶稣会士,更有一大批士大夫和传教士通力合作,积极推进西学东渐事业,居然使明清之际的动乱变成了西学东移的可贵机遇;再有专论,写康熙帝与西学,他是历史上少有的酷爱科学的皇帝,在他主政期间,西方科技移植的成果卓著,如果不是他在统治后期又让西学东渐转向,变成所谓西学东源,中国近代科技转型是有可能提前一个半世纪开始的。然后要写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西学式微,这一段时间跨度很长,从康熙晚期,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直至鸦片战争发生前。其间,清朝统治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回复了大一统的皇权士绅社会,天主教传教已经被禁止了,西学的传播虽没有禁绝,但已然被兴起的汉学压倒。

第三部分是西学东渐走向式微的历史分析。该部分应揭示这一波西学东渐终致式微的原因和后果,叙述和分析清代中叶以来,愈趋严酷的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对中国科技发展造成的影响。最后,将历经18世纪到19世纪初西学式微而形成的中国科技态势,与西方经过近代科技革命而出现的科技态势进行对比,高下立现,故国竟陷挨打之厄运而难自拔。严酷的现实昭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虽被延缓了,但终究是要进行的。于是,“师夷长技”成为第二波西学东渐的主动选择。

四、明末清初科技移植的启示

就此次天主教东传而言,贸易、传教和科技移植三者是交互混合在一起的。贸易路线是传教路线也是科技移植路线,贸易对象是传教对象也是科技移植对象。但是,贸易、传教受到顽强抵制,科技移植却有相对来说更为顺利、更为复杂的结果,尽管它最终逃不出式微的命运。科技移植可分为两个层面:理念层面的西学东传和器物层面的西学东传,简而言之就是科学层面与技术层面的传播和移植。后者(技术层面)总的来说比前者(科学层面)更受青睐。至于制度层面的西学东传,在此次移植中乃十分滞后,基本上付诸阙如。和传教的分期相对应,科技移植的历程虽也可分为三个阶段,但具体起至年份较难严格确定。笔者建议,第一阶段是以所谓“奇技淫巧”开路的起步阶段(1583-1600年)。在1583年利玛窦等取得突破被允入华后,耶稣会士辗转各地,以介绍西方科技为主的文化传播方式宣扬教义,不断克服对立官民的排斥,努力融入中国社会。他们卓绝的工作赢得了许多赞叹,也收获了一些皈依者。但是,在利玛窦得到万历帝的允许于1601年在北京定居下来之前,西学传播的影响都未及中枢,更未得皇朝首肯。所以1601年可作为另一个节点。第二阶段乃是西学在中国风生水起的见效及活跃阶段(1601-1700年)。其中,利玛窦后期和徐光启的合作,无论从传教还是从科技移植的角度来看,都是西学东渐中辉煌而具有标杆意义的事件。利玛窦1610年去世后被赐葬阜成门外二里沟(墓址在今北京行政学院内),意味着耶稣会的中国传教事业及卓有成效的西学东渐工作实现了立足扎根。更有甚者,崇祯、顺治、康熙三个皇帝对传教士和西学都优渥有加(详情正是需要发掘整理的),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也绝无仅有。然而,到了康熙晚期,康熙帝昭示“西学东源”,西方科技的传播和移植开始大打折扣。第三阶段乃是自康熙晚期始至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东渐式微阶段(1701-1838年),概括地说就是18世纪及其后。西学东渐主要是指西方科技向中国的移植,而从科技移植的角度看,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乃昭示着,这一波西学东渐也可以更为明晰地分为下述三个时期,即16世纪末的酝酿时期、17世纪的发展时期、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式微时期。此即西学东渐第一波之“三部曲”。

在这一波西学东渐过程中,许多西方传教士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利玛窦、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尤其突出。当时以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其他修会的教士),在试图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传入了大量科学技术。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1605年利玛窦辑著的《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一些传教士热心引介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并和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和应用科技及人文学科等开始传入中国。然而,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时有刻印出版,大部分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甚至只能深藏皇宫。

不过,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已然使少数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有其优于中国之处,只是一般来说,尚未改变中国人对于中西学孰高孰低的基本看法。最开放的士人如徐光启也只是提出“会通以求超胜”。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地图、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冲击亦不大。

当时一些中国士大夫,甚至皇帝本人都已接受了西方科技方面的一些知识,但在思想上基本没有转变。由于康熙晚期以降,延及雍正、乾隆朝的彻底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关于礼仪的狂妄要求及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致使这一波西学东渐遭受双重打击,处境艰难,日渐式微,到嘉庆朝几乎中断,只是较小规模的科技传入还在苟延残喘、尚未完全中止。

第一波西学东渐为什么值得研究、值得我们花力气去弄明白?

首当其冲的是有一些基本问题应当澄清。首要问题是“西学是什么”?西学的定义应是与现代科学相关的近代科技,由于它们的传播主体是耶稣会士,是在试图传播天主教过程中夹带进来的,故而西学也包括基督教(广义)的相关文化。

但我们着重讨论的是西学中之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移植。虽然不能回避基督教相关文化,重点无疑是在科技领域。任何研究都不能蜻蜓点水、包罗万象,否则什么问题都无法解决。当然,政治、经济背景是不应回避的,历史传统也应被恰当触及。

第一波西学东渐经历两个多世纪的折腾,结果归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中的耶稣会)的扩张在中国被拒斥、打压;二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上演了许多奇特的活剧,但最终也遭到怀疑、抵制,直至被淹没。

笔者及其课题研究团队对于历史著述⑥只属客串,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颇有点试探深浅、涉水过河的味道。通过团队同人对历史著述所具风格和修辞的学习并努力效仿,确实颇有领悟,深知若下功夫,历史文体无疑更能出彩。有趣的是,且行且问,竟然发现历史有时是可以也应当重写的。固有的观念一旦打破,材料就会活起来,变得意义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在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并非完全没有产生重大变革的可能,甚至发生科学革命也非梦魇。可惜,闪电之后,却没有雷雨。17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和西学东渐的活剧,在18世纪竟然归于沉寂。而欧洲,正是在17世纪—18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且一发而不可收,把中国连同中国科技远远抛在了后面。到了19世纪,国人就只能吞下苦果,面临落后挨打而“师夷长技”、奋起直追了。

耶稣会士和此后基督教会在西学东传中扮演主角的历史不是命定的,也不全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让这些偶然事件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重要一幕。17世纪中国科技转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不大,而且稍纵即逝),可惜,过去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应当恢复其本来面目。至于更早之前景教之类的基督教传入中国,那只是宗教事件,不是科学事件。利玛窦之所以了不起,就因为他原本是作为传教士而来,却夤缘时会,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让西方科技传入中国,让原本两个平行发展的科技传统开始交会。这批传教士,当然还有他们的合作者徐光启等,是近代中国科技转型的前驱,功莫大焉。回顾这一段历程,由此可以获得良多启迪。

①参见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西学东渐记·游美洲日记·随使法国记·苏格兰游学指南》,1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②对于天主教入华时间的界定,关于唐朝之前的传说多无明证。此外,还有观点将犹太教东来视为天主教入华的特殊前身。详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2-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③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88-3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④关于唐时景教首次来华情形与元时“也里可温”之兴衰,详见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1-3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⑤1838年遣使会(Vincentian Order,1785年来华,亦称味增爵会)士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去世,他是最后一位合法居留北京的传教士,之后的传教事业处于地下状态或由中国教徒自理。

⑥此指笔者负责的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支持的“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其成果之第一卷《西学东渐》已经付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文地址

原文发布时间:2019/7/2

引用本文:

刘大椿.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http://sxufe.firstlight.cn/View.aspx?infoid=4023823
发布时间:2019/7/2.检索时间:20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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